今年两会以来，“互联网+”成为公众谈论的一个热词。7月1日，国务院《关于积极地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再次引起了公众热议，社会各界围绕“互联网+”也有了许多思考。

  当前，涉及“互联网+”的讨论，大多分布在在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域。如果从政府治理的方面出发，“互联网+”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11月8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与中国行为法学会行政执法行为研究会在北京举办“互联网+与法治政府”论坛，150多位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互联网公司“大佬”汇聚一堂，共同寻求答案。

  “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务对政府传统管理方式带来非常大挑战。”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李文燕教授说，“利用互联网问政于政府，越来越成为普通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种便捷形式。‘互联网+’要求政府实施包容性治理，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在多位专家看来，“互联网+”通过在线化和数据化产生大量实时的数据，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通过一系列分析可使政府决策更具超前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可以动态地收集公众需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使政府决策更能回应和满足社会关切，将会倒逼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7月23日在北京发布了第36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共新增网民1894万人；截至2015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我国网民总数已达6.68亿人。

  报告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通信网络的进步，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芯片在企业、人群和物体中的广泛安装，为“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互联网+”具有扁平化、数据化、在线化等低成本运作特点，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个体创造和创新的热情，带动了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治理方式提供了新契机。

  “在信息化时代，如果脱离互联网大环境就难以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认为，“这个目标包括服务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等五方面。”

  姜明安进一步解释道：“服务政府，就是让政府的服务更好，百姓办事更方便；有限政府，就是要简政放权，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透明政府，就是政府管理过程中信息的公开，都应依托互联网；廉洁政府，是通过电子政务，减少政府权力寻租；责任政府，就是政府要有责任清单、权力清单。”

  “要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政府需要主动接受互联网。用好‘互联网+’，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姜明安说。

  最近两年，“互联网+”改变着政府以往“文山会海”造成的浪费，以及政令层层下达效率低下的状况，让信息传递正在变得更容易、便捷，慢慢的变多的问题在比较低层级的政府就能解决，政府行政效率得以提升。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看来，“互联网+”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大数据的汇集和利用、网络流程再造等将促进政府体制改革，实现跨部门协作，形成政府和社会共治的格局，创新政府行为方式，优化行政程序，不仅能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能大大的提升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同时，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更有助于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政府的法规、政策、项目、计划等信息更容易被公众了解和掌握，公众的建议也能够在政府决策制定和施政过程中得以更好地体现。

  “‘互联网+’有助于推动监管体制改革，形成政府和社会共治的格局。”王敬波说，“第一，有助于科学配置执法资源，形成人人参与监管的格局。第二，有助于消除部门割裂，促进协同治理。第三，政府监管信息以及执法公示制度的应用，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的行政执法公示，社会公众能更加便捷了解执法信息，利用执法信息。第四，有助于优化监管程序，提高执法效率。”

  近年来，随着网络业态的迅猛发展，已形成了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那就是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行为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电子商务、电子社会治理事务、对于公共管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对于法治政府的建设、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新课题，政府需主动积极应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表示。

  从参会者普遍的观点看，政府在使用网络技术给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实现更优政府治理的同时，主要还面临以下四大挑战：

  首先，重塑自己边界，即政府要注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把一些职能还给市场和各类社会组织。比如一些竞争性行业的发展，应该交给市场去做，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或团体活动可以交给各类社会组织去做，而并非由政府直接操作；等等。而涉及国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等事项，应由政府协调或直接落实。

  其次，重塑自己的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完善的公权审批、执行制度，并完善公权使用的监督、制约机制，以高效地惩治腐败、预防腐败的发生，实现民主、和谐、高效的政府治理。